当然，所谓社会自治并不是虚泛的，而是需要某种载体作为支撑。

这里的法律当然不是指法律渊源，而是指法律形式。其三，从公有制内容的具体落实来看，其经历了革命性没收和改造、计划和指令和常规性制度建设三个阶段，从现行宪法典关于市场经济的规定和执政党最新的重大决定来看，公有制内容的具体落实手段主要集中在二次分配，或者说，公平的分配是落实公有制内涵的根本手段，这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宪法权利Ⅰ的核心内容，即平等身份权、生存条件权和平等机会权[54]。

地方领导人对民主的态度。[71]［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页。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因此，国家权力在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配置和分配以及各种享有运用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政权组织形式所要解决的问题。[81] 除把国家结构形式纳入政权组织形式这一观点之外，笔者认同刘茂林教授对政权组织形式内涵的界定。

[85]所谓建设，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来看，主要是指执政党按照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来决断国家各种事务的走向和运行方式，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的表述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冯仕政：《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行政机关对于专业性的要求一直是单个首长负责制、委员会制所关注的问题。

那么改造的重点无疑正是机制独立与人员专业提升两个层面。集中使用的行政法官的效率与公正性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扬。上诉法院支持了驳回决定。更为关键的，对于赋予行政法官最终决定权的合宪性问题，州法院一直予以回避，不愿意加以解决，导致问题更多复杂。

而同时，之所以不设立行政法院，是想让行政机关控制行政裁决的政策形成，因此行政法院并不适合美国。⑥参见Robert L. Rabin, Federal Regul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38 Stan. L. Rev. 1189, 1197-1208(1986). ⑦参见Gerald M. Pops, The Judicialization of Federal Administrative Law Judges: Implications for Policymaking, 81 W. Va. L. Rev. 169, 170(1979). ⑧参见Daniel J. Gifford, Federal Administrative Law Judges: The Relevance of Past Choices to Future Directions, 49 Admin. L. Rev. 1, 3(1997). ⑨参见Malcolm Rich, Central Panels of Administrative Law Judges: An Introduction, 65 Judicature 233(1981-1982). ⑩Universal Camera Corp. v. NLRB, 340 U. S. 474, 478-79(1951). (11)参见Daniel J. Gifford, Adjudication in Independent Tribunals: The Role of an Alternative Agency Structure, 66 Nortre Dame L. Rev. 965, 969-70(1991). (12)参见Patricia M. Wald, Court of Appeals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Law Judges' Findings and Opinions, 11 J. Nat'l Ass'n Admin. L. Judges 5(1991). (13)参见George B. Shepherd, Fierce Compromise: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Emerges from New Deal Polities, 90 Nw. U. L. Rev. 1557, 1574-80(1996). (14)Wong Yang Sung v. McGrath, 339 U. S. 33(1950); Riss Co. v. United States, 341 U. S. 907(1951); Cates v. Haderlein, 342 U. S. 804(1952). (15)参见Richard E. Levy, Social Security Disability Determinations: Recommendations for Reform, 1990 B. Y. U. L. Rev. 461, 465-66. (16)20 C. F. R. §§404. 929(OASDI), 416. 1429(SSI)(1996). (17)Ransch v. Gardner, 267 F. Supp. 4, 6(E.D. Wis. 1967). (18)参见Norman Zankel, A Unified Corps of Federal Administrative Law Judges is Not Needed, 6 W. New Eng. L. Rev. 723, 726-27(1983-1984); Robin J. Arzt, Adjudications by Administrative Law Judges Pursuant to the Social Security Act are Adjudications Pursuant to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22 J. Nat'l Ass'n Admin. L. Judges 279, 315(2002). (19)参见D. R. Cofer, Judges, Bureaucrats and the Question of Independence: A Study of the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Hearing Process,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85, pp. 11-19. (20)参见Ronald G. Marquardt, Edward M. Wheat, Hidden Allocators: Administrative Law Judges and Regulatory Reform. 2 Law Pol'y Q 472, 484(1980). (21)参见Gerald Harwood, How Necessary Is the Administrative Law Judge? 6 W. New Eng. L. Rev. 793(1983-1984). (22)ASG Indus., Inc. v. United States, 548 F. 2d 147(6th Cir. 1977). (23)Butz v. Economou, 438 U. S. 478(1978); Marshall v. Jerrico, Inc., 446 U. S. 238(1980); NLRB v. Permanent Label Corp., 657 F. 2d 512(3d Cir. 1981). (24)参见郑烁：《论美国的穷尽行政救济原则》，载《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

(39)相对于联邦层面，这是一个实质性的转变，意味着行政机关不再控制结果。而哈尔滨市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外部专家委员比例则超过了80％。进入专题： 行政救济 行政法官 行政法院 。这一模式成为目前联邦采用的主要模式，对行政法官的集中使用也具有指导意义，因为由行政机关来雇用与管理行政法官，该行政机关就会正式考量行政法官的初始决定，结果行政法官会被视为决定作出程序中的重要环节。

第三种模式称为行政法院模式(the Administrative Court Model)。与美国情况类似，中国从制定《行政诉讼法》至今，一直就存在着设立行政法院的建议。一些州将最终决定权赋予给了行政法官，(37)典型的例子正是前述的路易斯安那州。行政法官的集中使用改变了公众对行政裁决的看法，大大提升了行政法官作为事实发现者与决定作出者的可信度。

该保险公司向行政法官提出听证要求，行政法官认为主任理解法律错误，要求主任批准同意。(二)行政法官最终决定权的效力如何？ 行政法官的独立性问题与行政法官的最终决定权始终联系在一起。

自此行政法官独立化的倾向越来越浓，⑨有关行政法官集中使用、独立形成团队的建议尽管一直未被美国联邦层面采纳，但是至少其从侧面推动了行政法官独立化的走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各州行政法官的集中使用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实施集中使用制度的州当中，并未出现重返以前分散模式的现象。

行政救济中失去行政机关的专业性，带来的后果将是行政机关失去实施统一、连贯的法律体系，规制程序将失去责任性。当然，行政法官的意见与法律助手的意见在运作时还是有重大区别的，即司法审查时行政法官的意见会成为记录的一部分。从比较法的视角来观察，行政法官的职能有时又类似中国的行政复议机关、机构及其工作人员，②同样也面临着独立性、司法化的争议。主任认为否认行政机关的申诉权利违宪，因为法律将司法性权力赋予给了行政机关，同时也剥夺司法机关固有的解释法律的权力。公正并不意味着需要设立机构独立的行政法官，相关的实证数据表明行政机关在行政裁决中更具有行政专业性，审查行政法官的决定更具理性，确切地讲行政机关的行政专业性远比行政法官的法律专业性更能够适应行政裁决的要求。然而学者们认为这种方式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两者之间冲突。

行政法官完全有能力并能胜任联邦行政程序内的任何案件，无论是关于劳动关系、移民、社会保险还是证券交易均不成问题。  注释: ①本文使用行政法官包括概指美国法上的administrative law judges, administrative judges, hearing officers。

有学者认为针对行政法官不公正的决定提起的诉讼，在本质上与针对行政机关的诉讼毫无差别。总之，在此模式之下，法院给予行政机关的尊重要强于给行政法官的尊重。

在听证过程中，行政法官会投入一些时间使申请者与证人感到放松，在地点的选择上也会离申请者住地很近，在穿着方面行政法官也不会穿司法袍服，这些均会让申请者感到自己受到了行政机关的尊重。可能的结果是既无法体现行政专业性也无法解决独立性并承担政治上的责任。

更有人认为目前中国就是应该强调机构独立，专业性的问题可以随后再议。他们经过听取顾问的意见、证人证词，进行必要的分析、权衡以及研究之后做出决断[10]102此处，我们也赞同授益行政行为说。我国的强制执行决定更接近于该条规定的强制方法的决定。

毫无疑问，《行政强制法》规定的原行政决定肯定是课与相对人义务的负担行政行为，而按照授益行政行为说，原行政行为并不具备实质上的确定力即不可变更力。在此情形中，须对履行义务定出一期限，在该期限内可期待义务人依其意愿履行义务。

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在于行政相对人行政义务的履行，是行政行为执行力体现的重要方式，但是行政行为执行力的实现并不仅仅依靠行政强制执行。(三)涉及金钱给付的，应当有明确的金额和给付方式。

8.人们的认识不一致，包括行政公务人员与法官之间的认识差距较大。1.履行期限届满之前的催告行为 履行期限届满前的催告行为应属于观念通知的行为，即是行政事实行为，并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效果。

(2)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从《行政强制法》体系上看，第35条属于第四章第一节一般规定的内容，而第34条是第四章第一节的第1条，毫无疑问，第34条在整个第四章第一节都属于总领下文的条款。但实际上，催告行为是《行政强制法》第35条明确规定的引起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要件，就是说因为该催告行为使得行政相对人可以被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从不可被强制执行到可被强制执行，实际上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产生了变动，这是实实在在引起的法律效果。(4)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2.履行期限届满之后的催告行为 履行期限届满后的催告行为则属于行政行为，具备相应的法律效果。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发现，催告行为作出的期间问题，只依靠对《行政强制法》第35条字面意义上的解读是无法找到一个最佳答案的，无论在哪个时间范围作出都会出现令人费解的难题，从而影响到实践中催告程序的运行，所以处于进退维谷中的催告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探讨。

在此又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形是催告程序与行政决定同时作出，第二种情形是催告程序独立于行政决定，其作出的时间在行政决定与履行期限届满之间。有学者支持折中说，认为并非所有行政行为都具有实质确定力，而只是某些行政行为才具有实质确定力。

如果把催告看做是履行期限届满前的催告，逾期就是履行期限届满的同义反复。很明显，只有在催告行为是履行期限届满后作出的，而且经过行政机关给予的宽限期，还是没有自觉履行义务的，才适用仍不履行的字眼。